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在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中国共产党当年在中央苏区建立的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20世纪30年代初，中共中央决定以赣南闽西根据地为依托，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一苏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1934年1月，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二苏大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和两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形成和发展进行了初始的探索实践，作出了开创性贡献。这是80多年前我们党进行的人民当家作主的伟大预演。回望这一预演，探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的历史渊源，总结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的探索实践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经验，对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进一步传承红色基因、坚定“四个自信”，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中华苏维埃时期的探索实践，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
苏维埃是俄文的汉语音译，意为“代表会议”，是俄国十月革命后创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组织形式。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指导，并将其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实践。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提出，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并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高举武装斗争的大旗，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新路，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始了局部执政的成功尝试。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新型政权，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具有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初始形态，在我们党领导的政权建设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重大意义。
毛泽东是我们党根据中国国情从理论和实践探索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卓越领导人，他在政权建设的具体实践和两次“全苏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以及在《今年的选举》《乡苏怎样工作？》《才溪乡调查》《长冈乡调查》等著作中，就国家政权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和理论阐述，有力指导了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的初创和运转。
毛泽东提出了“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他是民众自己的政权”等一系列重要论述。在领导农民运动的过程中，毛泽东响亮喊出“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后，毛泽东提出，苏维埃政权在政治上具有“打击反革命”和“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两方面职能，苏维埃不能够一刻离开民众，“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苏维埃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政权，苏维埃政权下的工农兵劳苦民众是苏维埃共和国的主人，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些关于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思想，有力指导了苏维埃工作，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也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毛泽东提出了“应该把苏维埃法令政策的彻底与忠实的执行，移在全部苏维埃人员的肩上去”等一系列重要论述。随着“一苏大会”召开和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为了让新生的红色政权鲜明区别于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成为“历史上任何国家形式所不能比拟的”民主法治政权，毛泽东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总结群众创造的经验，亲自起草和领导制定了一系列苏维埃法律政策，要求所有苏维埃工作人员都必须依法开展工作，工农群众必须依法开展生产生活。毛泽东指出，应该把苏维埃法令政策的彻底与忠实的执行，移在全部苏维埃人员的肩上去，应该把违反苏维埃法令政策的行为首先是苏维埃人员自己的违反放在严厉责罚的地位。毛泽东对于国民党腐败的政治生态有着洞若观火的深刻观察，对共产党防范和依法惩治腐败进行了深入思考，并将其思想成果融入《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二十六号训令》《怎样检举贪污浪费》《政府工作人员惩办条例》等法律法规。苏维埃政府严厉惩治贪腐行为，特别是依法判处胜利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钟铁青、雩都县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长刘仕祥等腐败分子死刑，有力遏制了腐化风气，极大推动了苏区干部作风建设和苏区反腐败斗争的开展。
毛泽东提出了“苏维埃政府下的每个革命的人民，都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等一系列重要论述。1928年11月，毛泽东明确指出“民主集中主义，在政府工作中也用得不习惯”，提出要扫除少数人的独裁专断恶习，反对图省事怕麻烦的思想，逐步建立起名副其实的区、乡代表会议制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确规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最高政权为全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的大会，在大会闭会期间，全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这些都是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形式。毛泽东十分注重增强“民主”的广泛性，强调苏维埃政权对于自己的阶级“表现出来的只是最宽泛的民主主义”。在1933年8月9日发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选举运动的训令中，毛泽东指出，这次选举是从乡苏、市苏一直到中央执行委员会完全实行改选，这是工农劳苦群众自己参加政权、巩固政权的伟大运动。要使这次选举密切地与当前中心政治任务联系起来，要从选举中来健全各级苏维埃的组织与工作。苏维埃政府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政府，这是目前阶段上革命政权的基本原则。在具体选举过程中，训令指出，要使选民尽量发表意见，使革命的民主精神充分表现出来，绝对禁止用强迫命令的方式通过代表名单。除政治表现为选举的最主要标准外，工作能力亦应相当注意。只看成分，不看能力，把能力过于弱的分子选入政府，是不妥当的。同时，毛泽东也非常注重发挥“集中”的决策效率，他在《乡苏怎样工作？》一文中写道，主席自然是主持全乡工作，出席上级召集的会议，处理日常事务；主席还应与别人分工，副主席常驻的要帮助主席处理日常事务。这些都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要求。在“二苏大会”上，代表们对毛泽东所作的工作报告进行了充分讨论。根据讨论情况，毛泽东专门作了《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的结论》，这是民主集中制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生动实践。
毛泽东提出了苏维埃取得的胜利，“依靠了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正确”等一系列重要论述。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处于危急时刻，是毛泽东在党内最早提出要“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他这一鲜明主张，不仅体现在政治军事斗争上，同时也反映在政权建设和经济工作中。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党的正确领导是红色政权得以存在和发展的“一个要紧的条件”，主张严格划分党与苏维埃政权的职能和工作关系，强调“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在“一苏大会”召开前，毛泽东又强调要严格按照党组织事先讨论通过的方案，确定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内容和议程，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各项选举活动。在“二苏大会”上，毛泽东指出，苏维埃取得的胜利，依靠了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正确，党与苏维埃的正确领导，红军的坚强与扩大，苏区与白区广大工农群众的斗争积极性，这一切都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基础。毛泽东还特别重视加强党对基层苏维埃政权建设的领导。漳州战役期间，他亲自指导闽南地方党组织通过召开工农和各界代表会议，在漳州成立临时政权机关——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并旗帜鲜明地指出，各级党支部彻底转变工作方式，在苏区党支部的政治路线与方针政策下，才能真正成为党与群众联系的主要渠道，坚决反对党支部不管或忽视人民群众工作，或者将苏区党支部看成简单的教育机关。这些理论阐述和实践探索，有力加强了党对苏维埃政权建设的领导，并始终贯穿于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权建设中。
